企業或普遍意義的制造業在發展進程中如何防范和規避跨越的風險，如何把握和處理好生存和發展的關系？
回顧二紡機當年“跨越”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加入WTO倒逼制造業企業直面走出國門參與國際化市場競爭的巨大壓力，從而必須采取應對手段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從本質講就是解決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IT/ICT行業上升到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同時也是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一個方面。
紡織行業的規模、效益和企業數量決定了它是IT/ICT應用的大市場；我國紡織行業在國際市場的重要地位也決定了其作為重點行業，產生某些重點企業在同一時期同時進行產品升級和企業信息化改造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顯然，二紡機的CIMS企業信息化項目和AC238自動絡筒機項目的實施背后，瞄準的實際是一個更大的宏觀戰略目標：以二紡機為行業標桿，率先實現紡織行業乃至中國制造業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轉型的突破并起到后續的示范帶動作用。
事實上，制造業結構性問題一直伴隨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是結構慣性和總體經濟發展目標之間的一種滯后效應所帶來的過程問題。從宏觀的戰略科學預測、把握并能運用積極的市場手段進行合理的引導性調控應該是政府和行業主管機構一種常態性的工作，也是創新發展的環境和土壤。
制造業結構性問題在短缺經濟狀態下所表現出的矛盾并不凸顯，經濟發展起步期的“生存”需求掩蓋了阻礙后續“發展”的結構性缺陷。如果無作為地任由這種結構性缺陷持續存在，或者寄希望于輸出產能擴大需求而不情愿及時付出調整成本，抑或沒有科學系統性的調整而造成結構性缺陷持續存在，過剩經濟狀態就是必然的結果，所造成的后果必然要付出更大的社會時間成本和財富成本。創新驅動型發展是治理結構性缺陷的必然出路，但需要進行政策性引導，并為創新驅動型發展留出政策性成本空間。
結構性缺陷一方面是一種隱形的競爭陷阱，個體企業間會利用同行的結構性缺陷有針對性地構建自己的結構性優勢以避免同質化競爭。各發達經濟體的新工業化政策從競爭意義上講就是要針對其它經濟體的結構性缺陷構筑壁壘型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結構性缺陷問題本身也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宏觀性結構缺陷和每個微觀的個體企業所面臨的結構性缺陷也不能一概而論。
就后者而言，它們既是面向市場求生存的經營主體，又是結構性缺陷調整的投資主體和實施主體，個體企業必須要在當期的“生存”經營和遠期的“發展”投資之間做出科學的規劃。企業的決策人應是理性的，從企業的實際市場競爭需求出發來做總體規劃，做到量力而行、務求實效。
從戰術上層面上講，“做什么，如何做，何時做”都會因企業、時間、地域不同而有異，任何無作為型、主管部門“包辦”型、不考慮企業具體情況的“一概而論，千篇一律，照搬照抄”型的改革調整都必然會遭受挫折，乃至失敗。從戰略層面上講，如果不能對制造業整體的結構性缺陷做出改革型調整，不但會導致宏觀經濟走向過剩而蕭條，制造業的個體企業的未來也甚為堪憂，因為到時候它們多不存在了。
“以史為鑒”。我們從歷史中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并內化為基因稟賦，在實現“中國夢”的實踐中就會少走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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